我认识钱伯伯是在浙大西迁到遵义的时候，那时候我大概上小学三年级。当时浙大的文学院和工学院设在遵义，我父亲佘坤珊是外文系主任，钱伯伯和吴征凯伯伯都是工学院的年轻教授(钱令希可能是当时最年轻的了)，父亲比他们年长，可他们却成了非常好的朋友，我们这几家经常聚在一起就像一家人，特别是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家的厕所旁边有个猪圈，有一年我们在好心的邻居苏三爷的帮助下养了一只猪，用酒精厂的下脚料喂的，长得特别好，过年时大家就有足够的肉了。吴伯伯是个多才多艺的人，烧得一手好菜，这时他就能让我们大家享受到红烧肉、扬州狮子头之类的美味佳肴。(一直到他九十多岁时他还忘不了在遵义时吃的那种自己养的小猪的肉! )而钱家可能不怎么会做菜，钱昆明那时常常不好好吃饭，钱伯伯会把他带到我们家来吃，我家孩子多，那时我们兄弟姐妹有5个，吃饭都抢着吃，跟我们一起吃饭，他的胃口就大大地改善了。虽然那个时候生活条件差一些，但我们几家人在一起度过了非常值得怀念的几年……父亲和钱、吴之间的友谊陪伴了他们的一生。
那时候浙大常不能按时发工资，为了家人的生活，我母亲钱超华，钱伯母倪辉，吴伯母杨艳都在遵义县中教书(县中每月给教师发大米，能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家孩子多，母亲太忙，我有时只能由父亲管。比如，父亲要上课，我就得跟随他去“子弹库”(大学生上课的地方)玩玩，或坐在父亲上课的教室里“听讲课”。也知道了那些扛着经纬仪在外面摆弄的就是土木系的，我把这告诉钱伯伯了，可他说，不一定都干这个，他就是搞土木的，可他就不搞测量。后来他在院子里用一些小木头条块搭起了一座精致的小桥，让我们这些孩子们在上面走着玩，我开始知道一点“士木”这个行当干的事情了。抗日战争胜利后浙大迁回杭州，学校在“刀茅巷”给教师盖了一批宿舍，我们那个宿舍区叫建德村(纪念西迁)，分甲、乙、丙三种。钱家人少，住丙种；我家人多，分到甲种。但那种甲种房子虽然每家有两层，可是面积不大，显得很局促，设计不合理，是钱伯伯主动帮我家修改了布局，取消了楼下的隔墙。这样，我家的“厅”就比别家的宽敞了，邻居和朋友们会经常来我家……回想在建德村的日子还是挺快活的，那么多熟人都住到一个大院子里了，大人、小孩都可以串来串去，早上不见晚上见。有一年暑假，浙大某个工厂开始生产棒冰了，我那个调皮的念学的弟弟钱克强(正好他随我母亲的姓也姓钱)就加入到卖棒冰的一伙中去了！可卖了半天还没卖出几根就要化了，还得赔钱。钱伯伯不忍心看这个小孩儿的难处，他就出钱买下他的一箱子棒冰分给大家吃。后来几天克刚就到做棒冰的地方去打工，好处就是棒冰长会将他们拔断了或损坏了的棒冰免费给他们吃。
解放后我父亲转到之江大学(后来改为浙江师范学院)，我家搬到了之江山上。住在之江山上最高的那个红房子里(现名“上红房”)，虽然离大学路很远还要爬山，但钱伯伯会经常带家人到我家来。当然，那个地方很美、很好玩。是孩子们的天堂，(钱昆明至今还记得他们玩累了就在我家客厅的窗台上睡觉的情景)。不久，钱伯伯也决定离开浙大到大连任教，由钱伯母先带着孩子们去大连，他自己则需要留下来把那个学期的课上完。这段时间，他会经常到我家来过周末，我们在山上购物不方便，记得他特别地从城里买了打蛔虫的药带到山上来给我们打虫。当然，肚子里的蛔虫最多的就是那个卖棒冰的弟弟了(他后来上大学也是学土木的)。钱伯伯和我父亲之间的确情同兄弟……接下来就是院系调整，我父亲调到厦门大学，吴征凯调到复旦，我们这两家后来也都离开杭州了。
1952年我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我们这些人当时都非常渴望为解放了的新中国的建设出力。在填写志愿时，我毫无疑问地把三个志愿都填成了工学院的土木系。这的确就是受到了钱伯伯的影响。我在南工念完大学，就体会到要把结构设计好，必须有扎实的力学基础，所以当我考取留苏研究生时，就选择了力学。从此，我和钱伯伯在事业上又走近了一步。
这一年我家经历了最大的不幸：父亲的病逝。除了我的家人，父亲的几个好友：钱伯伯、吴伯伯等都非常难受，他们俩把一个月的工资都寄给我妈妈了；不久，吴伯伯在北京大街上偶然遇见了我，顿时哭起来了(那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大汉子哭啊!)。
1962年我回来后在我校新成立的力学专业任教，钱伯伯己是我国力学界的知名学者。大连工学院的力学专业在全国已是很突出的，这当然和钱伯伯多年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为了向他们学习，同时也为了我母亲能和她的老朋友钱伯母聚会，我带着母亲远道去了一趟大连，我们住在钱家。那些日子真是他们几位老朋友很开心的时候了，自那以后，我母亲就再也没有机会和钱伯母见面了。
从此，我和钱伯伯就算是同行了，有了更多的共同语言，也更了解了他的为人。他很关心结构力学学科的发展。他告诉我，在他年轻时在比利时留学，那时候学的力学中有个“三弯矩方程”就很了不起了，看现在发展得多快！他特别注意培养力学界年轻的接班人，他在这方面所作的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这次在大连他向我了解了苏联培养力学研究生的一些细节，包括我导师给我开的那个上百本参考书目录他也留下了。他做事真的很认真，我服了!记得我曾经还帮他把他的一篇论文翻译成俄文呢!
这以后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每次参加全国性的力学学术会议我们都能见面。此外，以他的身份，他会有很多机会来南京或路过南京，这时他一定会看望我母亲，在和他的交往中我深刻体会到一位长辈的关怀，同时也会在不知不觉中接受到他的教育。比如，他告诉我看一篇学术论文只要看它那“一点点”，那就是论文的创新之处。这很重要，后来，我对我的研究生也要求他们每个人的论文必须有这“一点点”。钱老还告诉我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如何做好一个科学报告，除了内容之外，首要的是要让大家能听懂，能接受，才能被应用推广。但这要求讲述者具有高水平：他首先要真正的“深入”，然后才能做到“浅出”。如果报告者讲的太深奥，大家听不懂，那就是他水平不高，没能真正地“深入”，只有“深入”才能“浅出”这个观点我非常赞赏，也要求学生在做学术报告时尽量做到通俗易懂，最好能让隔行的听众也能理解。
一次全国的计算力学会议在杭州召开，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又熟悉又亲切的城市，我知道钱伯伯也非常怀念那段在杭州生活的经历，在会议安排大家休息的那天，他要我陪他到之江山上去，要再看看我家原来住过的那个“红房子”(我后来才知道那就是司徒雷登住过的地方)。去那个“红房子”要爬上山。我知道，以他的身体和年龄确实不容易，但是我还是陪他去了。我们到那里，看到房子还是原样，只是“人去楼空”啊！那天楼下管房子的人招待我们喝茶，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下山的时候钱伯伯提出要从另一个出口走出校园，到九溪去看看，于是我们又走小路下山，又到九溪，一直走到龙井才搭上了便车回到开会地。那天会务组的人意见可大了，怪我们去那么远也没通知他们，可他们哪里会理解我们对之江山（编者注：即月轮山）的感情呢?
钱伯伯做事认真但处事低调平易近人。1985年国际应用力学会议在加拿大渥太华召开，钱伯伯将代表中国力学学会做大会报告，他让我争取参加这个会议，是个很好的学习机会。我报了名，论文也被接受了。于是我到北京办手续，可以和钱伯伯一起作这次长途旅行，昆明可以放心了，我们都挺高兴。可教委的人告诉我，他们给钱老买的是头等舱机票，让我考虑。当时我用我自己的科研经费买头等舱机票没问题，但想到以我的级别还是买普通的公务舱合适。钱伯伯同意了，可是上了飞机后，他主动向乘务员提出，放弃头等舱的座位，换到我们普通的舱位，为了方便我对他的照顾。我很感动。那时飞机要在东京和温哥华停留，然后开到多伦多。到加拿大后，会议组织我们参观了许多地方，包括大学和研究所的一些重要的实验室，那巨大的风动设备、地震试验场等我们在国内都未见过。初步了解到了加拿大这个国家是在短短的七、八十年中发展起来的。这让钱老非常感慨，想想我们国家前面这些年都在干什么？浪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他对我说了一句发自内心的话：“我很生气！”。会议结束后我带他住到我的一位加拿大的朋友彭世真家休息了几天，彭是我小时候的朋友，40年代因家庭原因移居加拿大，是桥梁专家。他很爱他的祖国，对钱老十分尊敬也很谈得来。在他的热心招待下，我们好好休息了几天之后，由世真亲自送钱伯伯去机场。钱老还要参加在欧洲的一个会议，然后回国。
钱伯伯很关心我国力学学科的发展，特别是在这个计算机迅速发展的时代，各个行业都由于计算机有关的新学科出现，力学对计算的要求很多，所以“计算力学”在国际上发展很快。为了这个重要的学科能在中国快速发展和普及，钱伯伯付出了很多心血。有一次他路过南京，当时正好是钱塘陪他来的，看过我母亲后，他要去夫子庙，我和我那个小女儿余凯(她那时正在东大读书)陪他去的，他首先提出要看看那个“乌衣巷”，因为钱老对刘禹锡那首“乌衣巷”的诗中的两句话“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特别赞赏。他说要让计算力学普及，让大家都掌握，也就是“飞入寻常百姓家”。看过乌衣巷王谢故居后，我们又去孔庙。他告诉我们，他们小时候都要到孔子像前磕头，表示下决心好好读书。他让我那个女儿给孔子像鞠躬，鼓励她好好读书，成为“念书专业户”(这是那天钱公公给她取的外号)。多年后他和我们通电话时还常常要问起我们这个“专业户”的学习情况呢。可事情也真的很凑巧，这个“专业户”的学习过程真的特别长，又是改专业，工作，考研，读硕士、博士等等，还真给他说着了!
钱伯伯最后生病住院期间，曾和我通过电话，他说：“我下次到南京去你们是不是就先打这个电话？”，我说：“是啊！”。可我心里难受，因我心里清楚，他那是在安慰我们，让我们放心。这就是他的为人……我把他几年前亲自给我抄的那首李白的“把酒问月”挂在墙上，天天看着它，就会想念这位既像父亲一样的长辈，又像引领我求学之路的老师。他教给我的做人、做学问的道理，那是别的老师无法做到的。我会一生怀念他！
（本文作者系东南大学土木学院力学系退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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